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学习成绩上，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发觉，性格教育才是更重要的内容。学校是否可能通过课程教会孩子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六一儿童节这个日子里，外滩君想与大家分享性格教育的话题。
在英国，有500所学校加入了性格培养的项目，这些项目从学龄前开始，通过心理学家介入，开发课程来引导孩子的行为和性格。但在外滩君看来，比性格课程本身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教育者提出的对小孩态度的改变：到底该将他们看成一张白纸、完美的天使，还是迷你版的成人？
在文章开始就提到的例子中，4岁的Lucas与同伴发生争执，教师或家长应该扮演“裁判者”的角色，还是以成人世界的法则去引导孩子自己表达情绪、解决问题？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交谈，其实是引导孩子开启一种更社会化的行为模式。不仅仅告诉孩子行为的对错，还指导他们理解对与错的原因，并教给他们方法去做对、做好。
麻烦来了，一辆由带着金色弯刀的圆盘操控的玩具卡车驶向了一位教育心理学家面前。这辆卡车的主人是4岁的Lucas。他是用超大款的乐高积木拼成了这辆车。它有轮子，而且有关节结构。它还有翅膀和尾鳍。看来看去，它看上去甚至有点像一架飞机。
“Laura，Alfie说这是垃圾。”他对心理学家Dr. Laura Warren说。
“他真这么说了？那你听到后什么心情？” Warren说。
“很伤心。”Lucas回答说。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就是希望我难过，他就是一个放肆的、调皮的男孩儿。”Lucas说。
“他的确是，亲爱的，他是这样的。你觉得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明白他做的并不是件好事呢？”
他瞥了一眼他的垃圾卡车。“我不知道。”他说。
“我会和去和他谈谈，”心理学家承诺道，“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我见着Lucas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走开了。
“要是在以前，Alfie现在该被叫来训话了。”我对Lucas说。
“对。”那位心理学说，嘴角挂着笑意。
“所以，实际上你打算怎么处置他的？”我问。
“我会告诉他Lucas再也不会和他玩耍了，”她说，“我还要帮Lucas练好说出这句话：‘我今天不会再和你玩了，因为你之前伤害了我。’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他自己的困难的发言人。”
Warren在这儿，就是在帮忙改变这些孩子。14年来，她一直都在帮助白金汉郡的年轻人拥有更加优秀的人品。我来到这个位于优美小镇Woodburn Green的圣保罗联合学校（St Paul Combined School），就是想一探究竟她是如何施出她的心理魔法的。
这个“魔法”项目的名称教“让我们更智慧”。这种思维方式最近在英国正变得越来越常见，多亏了去年12月份联合政府给大家主背了辅助资金给孩子的性格培养。
从一个方面来讲，办公室里早就有讨论过了整个童年和青春应该不仅仅只为了让你背词表，不仅是展现你记忆力有多么棒，而这样一个项目，也正是在这些讨论的中孕育而生的。那我们该怎么教育出人品好的学生呢？所以说不定老师可以关注一个年轻人并与他一同塑造自我？
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始尝试了。有500所学校加入了性格培养的一个评奖组织，这个组织刚刚在英国挑选出27个杰出的教育组织，并给了他们每所学校一万五的奖金。
每个学校适合的项目是不同的。Warren老师用的是象征性奖励机制，也就说孩子们可以在表现优异时获得塑料圆片一枚，而当他们对自己的过失表现得诚实且周到的话，也可以获得一枚圆片。如果他们拿到了足够多的塑料片，就可以在周五的时候把他们兑换成铅笔、小橡皮怪兽或是钥匙环。
他们也可以选择购买特权，比如“站在队尾”（Warren说：“孩子们喜欢走在队伍的最后。”）。如果你没有赚到足够的塑料圆片，你就会被禁止参与很多事情，比如参加学校的足球校队，比如在集会上和其他六年级的学生一起享受坐在长椅（而不是地上）的传统特权。
Warren的观念是，孩子们和我们一样，在心理上是有群体的概念的，而且他们的潜意识是会有持续的指导性作用。“在英国，我们有太多与现实不符的、过分美化的，且毫无帮助的对孩子的印象。”她说。
就是说，我们把他们都看做和天使一样美丽？
“绝对的。但是他们也是人。他们是迷你版成人罢了。”这意味着他们也会不择手段。“我们总是想从周遭为自身获得更多好处，”她说，“这是人性。这是基本的达尔文生存理论。”Warren在尝试的，是建立他们行为和奖惩的联系，以此来发掘孩子们真正渴求的奖励和部落地位。“在这其中，有竞争也有合作。我尝试着把控把这些本能的平衡。”
学校的校长Ruth Goddard很快就加入了进来。如今，她尤其欣慰的是，所有小学生的行为都被关注到了，并不仅限于那些调皮的孩子。“一般来说，采用行为规范的策略时，这有那些有问题的孩子会受到关注。”她说，“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让所有的孩子都受到同样的关注，并且所有的孩子都能参与进来。”
在观察孩子们交谈的中，Goddard已经发现了一个变化。“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喜欢杂谈和议论纷纷了，”她说，“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么做会得到报应。他们回来找我们，试图指认这是谁的错，但通常他们其实明白这一切的开始是自己最初的某个行为。
你根本不能去抱怨其他人；其实你自己也有错。”因为他们知道，要是向老师打同学的小报告的话，他们自己会被问话，所以他们中途就开始自我改正。“他们会停顿，说：‘我只是……’接着他会说，‘他打了我一拳！我只不过是碰了他一下。’或者，‘我的牙齿又没有让他破皮。’”
我们聊着，一个脸上还有残留的食物的孩子路过，和Warren骄傲的打了个招呼。“我几乎把我的晚饭都吃干净了！”他说。
我可以感觉的她的脑子转动了起来，像是在扫描刚刚孩子的那句话，试图找到一些什么线索。“好样的！”她说，“你觉得把晚饭吃得干干净净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个男孩看了一眼外面阳光灿烂的操场。“是的。但是我没有告诉我的老师，因为我的同学都已经到外面了。”
“哦，”Warren说，突然理解了，“好的，所以你并没有吃光所有？”
“我吃了这么多。”说着，比划出了一个烤土豆的大小。
“哦，这样。”她说。
她让那男孩子跑开了，好接着和我说话。
“他知道他本应该把自己的盘子吃干净的。但是他没有。他不想要惹到麻烦，随意他主动跑来和我讲他几乎吃完了所有。他编造了一个故事。”
“但是，他告诉你了真相，”我说，“这是件好事。”
“嗯，他的确告诉我了。但如果我们刚刚用‘让我们更智慧’项目的模式来交谈的话，我会说：‘你实际想说的是，你的晚饭还剩了一些对吗？那明天，你会怎么做？’但是我绝不会责备他，因为他是城诚实的，而且他知道我不会骂他。”
Warren不仅仅相信大部分的错误行为是可以又简单的解决方法的，她还认为传统的处罚措施是没有半点作用的。“当一个孩子第一次犯错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她说，“如果他持续犯错，那我们就要看看他做的到底是什么事儿了。
如果他们在课堂上不按照老师的说的做，90%的时候是老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孩子的学习遇上了困难，或是在写作业是遇上了困难。但是我并不想要让这一切听起来像是我在让坏孩子变好。这一切关乎性格培养。”
另一个不同方法来自赫特福德郡的Kings Langley学校，他们招收11到18岁的孩子，最近刚获得了地区冠军并接受了一万五的奖金。
“我们能赢是因为我们把性格塑造融入进了所有教学任务中。”校长Gary Lewis告诉我。他形容了一节他昨天才刚听的课：
“老师上课时说：‘你要去买一个彩票。它价值1英镑，但你只有75便士。你向你的朋友借了25磅。那么你借了百分之多少？’都是很普遍的内容，但然后老师又说：‘你的彩票中了！所以你会还你的朋友多少钱？’每一门学科都会提供这种思考机会。”Kings Langley学校在2014年的Ofsted通报中，小学生行为获得了“杰出”这一荣誉。
伯明翰大学James Arthur教授（今年的性格培养奖项的评委之一）告诉我们性格养成教育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有了，现代发展是从14年前开始的。
他说这其实是对批判孩子的教育只关注在应试的一个回应。不幸的是，教育在联合政府管辖下变得更糟。“Michael Gove尤其着迷于把所有都衡量个分数出来，”Arthur说，“如果这要有推进，就必须得考试。教学变成了教考试。但如果你要教学生怎么考试，孩子们就会想着怎么通过考试，从而忘记了自己学到了什么，只记得要通过考试。学校变成充满一系列障碍的地方。
但是当你前往一个工作面试时，被考核的并不是你的达标率——会被面试的是你的性格。这是不是一个团队协作的潜力队员？这个人是否有并肩挑大石的精神？这个人是否值得信赖？”
幸运的是，他说，代替Gove上台的新人采取了更有远见的做法。“Nicky Morgan认识到你不能一场接着一场的考试了，而且性格培养必须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然而，你该怎么定义性格呢？“这相关公民美德——公民身份、志愿公益这一类的内容。接下来，还有个人道德——真诚、诚信、公平意识这一类。
然后，就是我所说的表现美德：弹性、勇气和决心。所以，这是个很广泛的概念，而且并没有官方的定义。“我们没有蓝本，”Arthur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方法：他们希望学校研发出自己的项目。”在英国的22000所学校里，570所申请了性格养成计划的评选。“每一个学校的采用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他说。
至今，还不能被衡量和量化的，是这些计划的成功与否。
我自己学校生活就曾是做过这么多坏事：对老师大喊大叫，砸窗户，把黄色漫画作为GCSE课程作业交上去，被抓到发生性行为，差点被劝退，A-level考E，没有像父母希望的那样考入牛津大学，而是去了一家店工作，但却随后因为偷窃被炒了。像我这样的，真的也有可能在还小的时候被教化，成为一个更好的学生，一个更道德的人吗？
我随后经受了治疗又经历了自尊的建立。我在18岁那年参加了我的第一期咨询会谈，然后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说我的种种问题。在有向日葵照片装饰的房间里，我把我的一切讲给了好多精神病学家和一群群伙伴们。
我上一次见我的心理医生，是由于我经受了一次爱情的背叛，我向他寻求安慰：如果我再给我的爱人一次机会，她一定会像她说的那样痛改前非的？他的眼神里透着不理解。“我做这一行做了25年了，”他说，“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讲，但是，人不会变。”
一周后我就40岁了。我自打从8岁就开始尝试改变自己，为了阻止自己不能自已的偷窃行为。尽管这大概花了我10年的时间，我还是成功控制了自己的行为。同时，我成功戒了烟、酒和毒品。所以这是真的，我真的变了，因为我有强烈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性格”就是“行为”的另一种说法。这真的有可能在学校教学吗？
Bruce Hood教授，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他并不认可。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早晨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见面了。在他的书架上有一个骷髅头，墙上挂有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面目狰狞的男子照片。Hood告诉我，他很怀疑提高孩子性格的这些做法。
“如果这些做法是为了让孩子们考虑自己的身份和偏见，那这一定是好事，”他说，“但是我觉得他们会失败。我们是天生的群居动物，总会出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
更好的方法，或许是教孩子们一种更实用的思考方法。“任何打破学校课程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他说，“问题是，他们已经被训练成的思维：考试过关即可。当我从另一头来看他们走上的这条走出中学又踏进大学的路时，我发现他们缺失了我们想要看到的创新思维。我们几乎必须推翻他们的思维，来帮他们重新构建起新的，好让他们学会如何立论、如何创造性思考的”
事实上，Hood是对这是否能长期改变孩子的行为感到质疑。“对一些孩子来说，像治疗法这样的东西是可以彻底改变一生的。但是，我很怀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只有一个短期的作用。”
然而，我们（英国）的文化传统里说的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但这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真的呢？“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大可能，”他回答说，“我认为人的性情是相当生物性的。”
Hood对“性情”的注解是心理学家认为我们与生俱来且伴随终身的一组性格特点。在我的家中，我找到了一份简单的测试题，是纽卡斯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出的题，可以测试一个人的性情。它的名字叫“纽卡斯尔性格评估”（the Newcastle Personality Assessor），可以告诉你属于五大性格特点中的分别等级：外向，神经质，认真，亲切，开通。
我很高兴地发现自己在开通（有关艺术、冒险和好奇心）这一项上指数很高，也毫不意外地发现自己在外向和亲切上级别很低（我是一个脾气很坏的孤独的人），为了满足你的好奇：我的神经质级别也很高。
这个测试地设计者是Daniel Nettle教授。在他的书《性格》中，我曾读到“高神经质会把痛苦带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是导致抑郁症的潜在因素。他们俩是紧密联系的，以至于都很难区分两者的区别。”
我在纽卡斯尔大学喧闹的学生食堂里和Nettle见面了。他面色苍白，瘦削，眼睛是明亮的，而面颊微微下陷。他点了一份大虾沙拉，并向我解释道，就像我们生来就有不同的眼睛、髋部和声音一样，我们生来就有不一样的大脑。根据该学说，这些神经结构和功能天生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性格特征。所以我们还能改变吗？一个人的性格真的可以改进吗？
“你可以花很大的努力去提升你的社交关系或者不再做一个工作狂，你可能获得一时地成功，”Nettle说，“但是习惯不会改变。”
根据Nettle的同事Brian Little教授（性格研究学者，剑桥大学社会生态学研究小组组长），我们能达到的最理想状态是去改变我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去改变我们是谁。在他的新书，《我，我自己和我们》中，他提到了自我自重要饿方面就是“个人项目”地设定。这可以包括我们生活做的许多事，我们对生活的目标。
有意义的项目是好的，但是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们要是可以达成的。Nettle认为，如果你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你必须诚实地承认你的失败并试图改变它。“你可以重新制定你的目标和你的项目。你可以和生活重新协商。”而这个，正是他认为学校应该鼓励的性格塑造。
“不要改变尝试改变他们的性格，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新颖的去看待他们每天做的事情。这可以让我们不再只是想着’让他做个好孩子’，而是’让我们来给他一点建议并且启发他如何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Little随着次大型项目的担忧是“坏”的行为有时是有必要的。“问题之一是，对行为规范和优秀的强调会给孩子们太多的限制。这可能会削弱对另一些品质的培养，比如莽撞的创造力，再比如，得当的刻薄。尽管这些品质并不属于常规的优秀，但却可以引领出杰出的行为，甚至可以改变全人类。 ”
在那些学校里，每个人性格塑造计划中的参与者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当我问起Arhur有没有研究可以证明这些理论时，他勉勉强强地说出：“在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能够提升孩子们道德观念的证明，但我们不能找到的，是如何讲其付诸实践。”
回到圣保罗联合学校，我告诉了Warren我五岁时第一次偷东西的经历。我在操场上捡起了一个Twix巧克力，是一个男孩掉在那儿的。老师集合了全班同学，然后在所有人面前指认了我就是小偷。我的父母让我向那个男孩道歉，并且用我们的零花钱给他买了双份的巧克力。
“要是我的话，我会私下来处理的，”Warren说，“我大概会说：‘当你拿起那块巧克力时，你脑子里是怎么想的？’这样我就可以弄清楚偷东西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将其转化成积极的行动？”
我可以理解Warren想要做的是什么了。但当我偷东西时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现在40岁的我也很难比5岁的我回答得更好。我们怎么会做我们知道自己会后悔的事情呢？我们为什么会年复一年重复自己犯过的错？后天培育到底可以改变多少与生俱来？
“对于孩子来说，这问得太深了吧。”我告诉她。
“不，”她说，“问得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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