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明朝中央政权宣告崩溃。南方宗室先后建立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但均迅速被清军击溃。1646年，明神宗之孙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拥立为帝，改元永历，成为南明最后一位被广泛承认的皇帝。此时的永历政权，既要应对清军南下铁骑，又深陷内部倾轧与军阀割据的泥潭。
永历帝的统治轨迹堪称一部颠沛流离的流亡史。1646-1650年，永历帝从肇庆退至广西全州，再遁入贵州安龙，辗转于大西军（张献忠余部）控制区。1652-1656年在大西军将领李定国护卫下，朱由榔以云南昆明为行在，迎来短暂中兴。特别是在李定国两蹶名王（击杀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收复湖南、广西七府，一度让永历帝大喜过望，认为复兴大明有望。可是实际情况是仅仅靠一个李定国，重兴大明是断不可能的。
1659年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率七百余众逃亡缅甸，栖身蛮荒之地阿瓦城（今曼德勒附近）。这段流亡历程中，永历政权始终依赖地方军阀与农民军残部支持，凸显了南明朝廷权威的彻底瓦解。李定国、孙可望等原大西军将领虽奉永历为正朔，却各自为政，特别是孙可望更是根本没有将永历帝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后来更是爆发了孙可望叛降清朝的内讧（1657年）。
不得不提的是永历政权在绝境中展现出惊人的文化开放性。很多人不了解的是永历嫡母王太后、皇后王氏等都皈依了天主教，遣使庞天寿、卜弥格赴罗马教廷求援，致信教皇英诺森十世称“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在御用教堂悬挂“敬天”匾额，永历太子朱慈煊受洗名“当定”（Constantine），朝廷文书盖有拉丁文“天主”印章。这种宗教外交虽未获实质援助，却成为中西交流史上的独特篇章。
1661年，缅甸王莽白背信弃义发动“咒水之难”，屠杀永历随行文武42人，彻底断绝其复国希望。次年，吴三桂率清军深入缅境索要永历，缅方将朱由榔父子献出。1662年4月，吴三桂在昆明篦子坡以弓弦绞杀永历帝，其临终遗言“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竟与崇祯遗诏惊人相似，不失为明朝的最后一缕余晖。至此南明最后一缕余烬就此熄灭。可气的是，永历皇帝在“篦子坡”被勒死后为了防止义军和百姓来抢夺，其尸骨被吴三桂下令属下焚烧。永历皇帝骨灰潦草葬于莲花池西岸畔。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首鼠两端的吴三桂举兴明反清的旗号起兵造反，起兵时假惺惺修永历享殿于此地，祭“故君陵寝”。我想，吴三桂此举行事手段，也注定是成不了大事。
回首历史，我们知道永历帝虽缺乏雄才大略，但其十六年流亡浓缩了明清易代之际的忠奸博弈、华夷之辨与文化冲突。黄宗羲叹其“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满清代将其塑造为“伪逆”，民国时期重树为民族气节象征。昆明金蝉寺（永历殉国处）立有“明永历帝殉国处”碑，台湾郑氏政权则沿用永历年号至1683年。 可见，在汉族人心中，永历帝并不是一个碌碌平庸之辈，奈何时也命也。
多说一句，在永历政权败亡之后，大批遗民逃亡越南、暹罗，李定国之子李嗣兴甚至率部迁居缅甸丹那沙林，也有少部分人转移到了今天中缅边境的果敢、佤邦地区，并世代相传。这也成为东南亚华人移民史的一个重要节点。
永历帝的悲剧，既是军事失败的必然，更是传统华夏秩序面对新兴满洲政权时的系统性崩溃。他的流亡政府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17世纪东亚剧变中的多重光谱：遗民的孤忠、军阀的野心、宗教的碰撞、文明的挣扎。
当昆明篦子坡的尘埃落定，不仅标志着明朝法统的终结，更预示着以“天下观”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即将让位于更为冷酷的近代民族国家竞争。而永历政权在绝境中对天主教文明的求助，恰似古老帝国在沉没前投向西方的一瞥，为两个世纪后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埋下微妙伏笔。